| Title: 《文夫妇与狗冬猫乖》 |
| Name: 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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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02-03-14 12:2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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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年，我特意回大陆看家人，住在老大的家里，而他却连着两天值班。
“何解？”
“因为办公室的文姐住医院了，所以要顶她。”我那活雷锋哥哥说。
“早不住院晚不住院，干嘛挤在过年的时候住院？”好不容易回一趟国，过年不能一起出去逛新城，而只能陪着哥哥耗在旧办公室里，换了谁都会觉得“很不划算”。
“不是‘挤’在过年的时候住院，而是‘撞’在过年的时候住院。”
闲也是闲着，便听哥哥讲起“文夫妇与冬冬乖乖”的故事来：
故事一开头，是文姐养了一只白色的金丝猫，取名叫乖乖。据说决定养只猫，是文姐结婚多年没有孩子，虽不承认孤独却怕失掉母性，听了别人的劝告才想出的主意。那猫也真的很“乖乖”，一天到晚圆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像只耗尽了电池的玩具。文姐有一次特意花钱买了只小白鼠带回来逗猫乖，可“她”只伸了个懒腰，对待小白鼠像同性恋者见到异性一样。还有一次，文姐的朋友带了只猫小子来访，那小子对着“她”百般献媚，但乖乖小姐也只翘了下尾巴，连屁都没放一个。
文姐说：“可惜奥林匹克没有懒猫比赛，否则很有去拿个什么金牌银牌的信心。”
这让我觉得，这样懒的猫，就是不参加奥林匹克，能编成个好故事，也够格闻名天下。
据说自从有了“乖乖”，文姐的母性真的被唤醒和升华。她不厌其烦地天天给乖乖洗澡，带“她”晒太阳，津津乐道地选购着一件又一件的猫用品。而文姐夫却很不以为然，加上他对猫毛过敏，一打喷嚏就免不了要发牢骚。两公婆的口角，有相当部分是由乖乖引起的。比如，乖乖一声惨叫，文姐飞跑出来，发现是丈夫一屁股误坐在了猫尾巴上。而当文姐夫把猫用品，比如猫时装猫铺盖从洗衣机里拿出来和自己的内裤袜子分开洗时，便是文姐攻击丈夫最好的时机：“不讲猫情不通猫性”。而“性变态”则往往是丈夫最恶毒的回敬。
终于有一天，也许是为了报复，也许是心里找平衡，也许是别的什么，而文姐夫的解释极其朴素：“那天在街上，看见人从出租车里丢出了一只小黑狗，那小狗在马路中间的车流里乱窜，觉得作孽，就带回来了。”
丈夫把小黑狗带进门时，文姐说了四个字：“哎呀，什么？”
“嘿嘿，小狗。”丈夫也回了四个字。
“讨厌！你当我老得眼睛都花啦！我是问它的名字是什么？”
“小黑狗！”
“死鬼，这也算是名字？”
“活宝，那就叫它冬冬。”
“冬冬不是你的小名吗？亲爱的。”
“都快50了，谁还会‘冬冬’叫得那样亲爱，反正不用也是浪费，就这么定了吧。”
“冬冬”就这样诞生了。
可我们的文姐，天生患有一种病，那就是嗅到狗身上的气味就要吐。一个是猫毛过敏打喷嚏，一个是嗅到狗味就要吐，那两公婆关起门后的战争就留给大家自由创作。而冬冬和乖乖，不管主人为它们闹得是如何天翻地覆，却很快成为了朋友。本来十分懒惰的猫乖乖，和狗冬冬相处了一阵后，变得异常顽皮好动，每天要和冬冬玩上几回追跑躲藏的游戏。
冬冬不是一只一般的狗，而是带狼狗种的猎狗，所以不到一年就长得像头小马。乖乖成天躺着的那张两人沙发，本来还不影响夫妇挤坐着看电视，但现在冬冬一横上去，再和乖乖打上两个滚，那夫妇就只能下放坐地了。
倒不完全是由于冬冬太占地方，也还由于夫妇感情的变质，文姐夫一气之下，带着冬冬回娘家住去了，还赌气说好了夫妇永不再见面。
而冬冬一走，乖乖就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成天在家里乱跑，扯书撕被子，还故意碰倒玻璃杯，更有甚者，把金鱼从缸里请倒桌上来跳芭蕾。而生性开朗活泼的狗冬冬，跟着文姐夫离开后就忽然得了软骨病，一天到晚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而且还连着两天胃口不正。这样继续下去，文姐夫怕会弄出狗命来，才借回家找一只忘了的袜子“顺便”带上了冬冬。两个人，不，是那两只猫狗一见面，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滚抱在一起。那种催人泪下的喜悦和激动，是文姐夫妇多年前下乡插队时，在夜深田野的禾苗中才曾有过的。于是夫妇很快达成共识：就是大人闹到要离婚的程度，也不能伤害无辜的“孩子们”。接下来的协议是，每天吃过晚饭后三角公园见。从此，冬冬和乖乖，也都只有在吃过晚饭出门时，才会变得异常地活蹦乱跳。
夫妇坐在公园的木凳上讲着各人一天发生的趣事，冬冬和乖乖开心地追跑玩耍，还有那分手时的恋恋不舍，每天都是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一天，冬冬不知从哪里弄了条干鱼含到公园给乖乖，便使文姐想起了插队时偷恋中的丈夫，从农民家里偷了条鱼给她而遭毒打的事。于是夫妇的感情也越来越怀旧。要不是为了那张一文不值的“面子”，和一口看不见摸不着的“气”，早该搬回去一起住了。
“文，有事跟你说。”这天，丈夫踌躇地说。
“行了，别男子汉大丈夫了，我又没换锁，什么时候搬回来是你的事。”文姐把喜悦压到心底，一点也没肯露到脸上。
“啊！、、、我是说我得另去一个地方，可能回不了啦。”丈夫的语调低沉，显然不是在调口味。
“谁稀罕你啦，自作多情。”文姐从木凳上站起来，边走边补上一句：“那个叫九哥的书里是怎么说来着：‘男人啊，没一个靠得住的。’才几天，就有地方去了。哼！”
丈夫没有追上去挡住文姐，只是提高了一点嗓门：“我去医院检查过了。”
“检查什么？看你是不是处男好结婚啊！”
“看我是不是癌症。”
文姐猛地回过头：“结果呢？”
“结果是。”
“是什么？”
“是。”
“那怎么办！”文姐惊吓地跑过来，抓住了丈夫。
“明天就开始住院了。本来不想告诉你，可冬冬、、、、、、”
从那以后，上班迟到一点，下班早退一点，就成为办公室里同事们对文姐的习惯。好在办公室的事不算太多，加上同事们、尤其是我那哥哥，都是些十分通猫情达狗理的同志。
“一个独生女人，要照顾二个异类孩子，每天要准备三顿饭，而且是猫狗两套，晚上还要去公园散步，也挺难为她的了。”哥哥感慨地说。
话说自冬冬跟文姐回了家，性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热衷与乖乖玩过去那些追跑躲藏的小儿科游戏，而喜欢上久久站立在文姐夫的肖像前。
而乖乖也发展了一种新的嗜好，那就是外出散步，或在公园玩耍时，只要冬冬和其他的狗友打招呼聊天，乖乖就会跑去打杈，不是在人家尾巴上咬一口，就是在人家屁股上瘙两爪，要惹得那些狗朋友生气，气到要教训这只讨厌的赖皮猫，乖乖才会迅速躲到冬冬的后面。这时冬冬总会很“不够朋友”地立起大大的耳朵，露出锋利的犬牙，发出“呼呼”的警告。由此，冬冬失去了一只又一只的狗友，成为了公园“不受欢迎的狗” 。而乖乖这只罪魁祸猫，自然也成了公园里狗社会的眼中钉肉中刺。“要不是看在你狗兄的个头上、、、、、、”
半年后，文姐夫的手术失败，文姐用尽了办法买通了医院的小护士，晚上偷偷带冬冬去见了主人最后一面。文姐夫的记忆，就永远停留在了冬冬摇摆的尾巴上。
自那以后，冬冬成了丈夫的象征。文姐“嗅到狗味就要吐”的病也基本被克服。
而冬冬，每天晚饭后散步，走到去公园和医院的交差路口，都会率先往医院的方向跑出去几十步，不过几步一回头，看见文姐头也不回消失在往公园去的方向，才又追回来。
又是一年过去了，文姐终于从失去丈夫的悲伤中回到了现实，上班见到同事，也开始有说有笑了，当然、话题总离不开她的冬冬乖乖，偶尔，还会把乖乖甚至冬冬带到办公室来。渐渐，冬冬乖乖也成了办公室同事们话题的一部分。
就在过年的前夕，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吃过晚饭，文姐照旧抱着乖乖带着冬冬散步去公园，在一家餐馆的门口碰到个熟人，闲聊了几句。这时只听到冬冬几声惨叫，等乖乖从文姐的怀里跳下地直奔那餐馆的后院，跑到厨房门口嘶声咧叫时，冬冬就已经成为了历史。
接下来的三天，文姐没有去上班，倒不完全是为了冬冬，或者残酷地说“完全不是为了冬冬”，因为在文姐看来，冬冬总是要死的，就像丈夫总是要死的一样。失去冬冬虽然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或者说是件“很值得伤心”的事，但人是有理智的，是要坚强地活下去的。再说，冬冬本来就不是文姐的，别忘了，文姐曾有过一种病，一种“嗅到狗味就要吐”的病。加上，长得越来越高大的冬冬，在日常生活中也确实越来越添麻烦，就比如吃饭排泄，其量都是乖乖的多少倍。失去了冬冬，心里虽空出了一块地方，但也多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文姐完全可以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在工作，或自己喜欢的事情上。甚至，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考虑另找一个伴。“万一碰到个合适的话”，当然，文姐是不会去找传统媒婆或用现代网络玩那种征婚游戏的，文姐的意思是：“万一碰到个合适的话、、、、、、”想想和丈夫的那些日子，虽然还算恩爱，但很难说是十分“合适”，过去的“冬冬乖乖之争”就是最好的一例。文姐是遇过风浪读过书的人，这种事都想不开怎么行！
那为何文姐连着三天不去上班呢？据她给办公室的几个电话说，是乖乖在家里一滴水一口食也不进，而且一刻也不肯安静，满屋子地跑，还用爪子不停地抓门，把门都挖了个小洞。
到第三天晚上，乖乖才安静下来。但没想到文姐开门出去倒垃圾时，乖乖一冲又跑了出去。文姐只好放下垃圾跟在后面追。沿途，碰到了邻家的花狗，就是那只平时老被乖乖挑逗欺负的花狗，那狗见独自一猫的乖乖没有冬冬保驾，便冲了过来。平时耀武扬威的乖乖，这回却吓得往回跑，直躲倒文姐的身上。等到那狗走开，乖乖才又从文姐怀里跳下地往前跑，一直跑到那家餐馆后院的厨房门口，嘶声咧叫着。文姐百般无赖，只好硬把乖乖抱起来往回带，却第一次，破例被乖乖撕破了手上的皮。
次日清早，乖乖恢复了从前的那副懒相，一动不动圆在了门口的小洞前，而且准备永远那样圆下去。文姐摸了摸乖乖，没有反应，便立刻打了电话叫救护车，刚放下电话，又抱着乖乖跑出去叫了辆的士跑到医院找急诊室。
“看什么科？”护士问。
“小儿科。”
再冲到小儿科，医生看了看乖乖，问文姐：“你的家属呢？”
“家属？我家里就剩下乖乖，没别人了！”说完，文姐雷鸣电闪，倾盆大雨。
没想到，那不讲猫道主义的医生不但不帮她抢救乖乖，反把她转到了精神科。精神科又热情地把文姐留了下来，并安排了床位，还通知单位“来人办手续”。
后记：
听了“文夫妇与冬冬乖乖”的故事，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便问到那家餐馆去了。
去的时候，餐馆还没开门，我自称不仅仅只是文姐的熟人，还是记者，才受到了老板的接见。那老板像个很读了点书的样子，听了我的讲叙，不但一点也没赖帐，反而连声道歉，讲起了那天的故事：
原来那天老板正好不在，他接到店里的电话，说突然政府来人检查过年的食品卫生，那正好是吃饭的时间，老板当然指示店里“一定要留住这个送上门的好处”。而政府要员那一桌点了两个狗肉火锅，厨师刚要从冰箱里取货，被进货的经理截住，小吼一声“那狗肉，我记不得是从哪里进的了”，便制止了一场可能的灾难。可“狗肉火锅”已经点了，怎么办？
“所以也只能怪那条黑狗背时（不走运）了。”老板说。
“那条黑狗叫冬冬，就跟文姐的孩子一样。”我纠正道。
“当记者的真会说话，连条狗都能说成是人的孩子。这种话讲出来要哪个相信？”
不过，说来也是，人类本身都还不能‘皆兄弟’，如何让那老板相信有人类同狗类建立家庭的事。
老板见我不出声了，拿出100块人民币放进一个信封里递给我：“拜托你同那位背时狗太太解释一下，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出于无赖。这100块钱算是我的一点意思，请那位太太再去买一条，买两条也行，要她顶贵的买，买好了拿发票来找我报就是。”
餐馆的喇叭响起了流行歌曲，那是“麦克、桀克逊”的“You can be my brother no matter you are black or white.”(不管你长的是白是黑，你都可以是我的兄弟。)
那老板不耐烦地喊到：“给老子关了，吵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进一步向他解释：“不是随便买一两条狗的事，因为那冬冬是文姐的老公、、、、”
“你越说越悬乎，刚才还是孩子，现在变成老公了。”老板开始不耐烦了，“做记者也要讲道理。你没有证据，我本来完全可以不理你。已经跟你说了100块钱的对不住，还答应赔她两条狗，你还能要我怎么样，难道要我开除我的厨师，再拿他顶给那婆娘做老公、、、、、、好啦，再加100块钱，要不，我就陪她打官司。”
这时，一个厨师从里面走了出来，冲着我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跟我们老板没关系。你告诉我那个太太在哪里，我去跟她披麻戴孝磕头赔不是。”
“她现在住在精神病院。”我说
“哦，原来是个神经病，”那厨师嘘了口气，“怪不得我见她天天从我们这路过，神里神经的。”完了又对着我：“对了，你是哪里的记者，有证件吗？”
“我是‘九歌国际网’的、、、”
“什么网？没听说过。”那厨师转过去对着老板：“又没跟摄像的，怕什么，别理他，搞不好是那女神经的病友，刚从医院跑出来的。”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老板应和着，起身要走开，右手拿起那装了200块钱的信封在左手板上敲了敲，又放进了自己的黑皮手袋，最后转过头避开我的脸：“要是个正常人，也不会讲起话来这样颠三倒四‘不通人情’。”
九哥
于名古屋
2002年3月14日
声明：此故事纯属虚构，与我任何哥哥，以及哥哥办公室的任何文姐，还有她们的任何猫狗都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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