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预言，中国文坛已经到了出现大师级人物的年代。可以相信，人们走过一段极为艰难曲折的生活路程，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痛苦而险恶的感情磨砺，自然会有不少的心得积累。一旦气候清明温和，心境宽松自由，生命运动的行进就不可能没有声息。艺术即心声，它的复兴与繁荣便是必然的趋势。
渴盼中国文坛出现大师级人物，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人们在寂寞中等待得太久了。然而，何谓大师，似乎从来没有过明确的标准，中国文坛并没有一个文学大师评审委员会，也幸亏没有，因为，大师不是哪个权威封赐的，而有成就的艺术家则绝少以大师自居。艺术创作都是独出心裁，只为表达作者特殊的人生感悟，是否冠名“大师”与艺术的奉献精神无关。
可以令人欣慰的只在于，人们又可以相互倾诉心声，在较大的范围里说话也有了可能。比如写书之类的事，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虽然还算不得风调雨顺，硕果累累。但可以肯定，到了今天这个年代，不仅会有先知先觉的专业作家在他们的精神园地里默默耕耘，更会有许许多多业余爱好者凭着良知与善心在书写属于他们的那份纯真。我偶尔见识的云刚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也忍不住手，竟然写下了两部长篇：《左青石》与《春草园》，压在案头八、九年，正不知该如何处置，县文化馆的一位朋友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他最近出版一本书，七十多万字，丢掉了好几万元，也是个犟老头！”除了热心引见，这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执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都可以称作“犟”，如果不说他傻的话。
第二天，我在文化馆见到了云刚先生：高个子，人很瘦削，头发有点卷曲，虽然年近古稀，却不见多少银丝，说起话来很有神气，显然仍处在写书出书的激动之中。他是为赠书的事来文化馆的，身边带着一叠名为《劲草》的厚部头，此前，已将它赠送给了一些有名的图书馆，他这大概也是遇到了知音难得的问题吧。朋友为我们作了介绍，话语当然是客气的，并用“顽强执着”、“坚忍不拔”替代了“犟”的意思，末了，还为我向云刚先生开口索书，第一次见面，这让我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云刚也似显犹豫，但他望了我一眼，便顺手递过一本书来。随后，我们谈起了出书的事，现在有心读书的人不多，书市萧条冷落是大家见到了的事实，但他仍然为我主张：只要吃饭不成大问题，出书得自己掏钱就掏钱，这总算得一件事。还说，他不是有钱，这本书耗去了他的全部积蓄，耗了就耗了，胜过于那几间草屋都给大火烧光，你多想些什么！出书掏钱的打算我已经有了，便把一些具体的事情拜托给他，他当即应承下来。时间过午，朋友盛情留饭，他却坚决地推辞，没法，我也只得空着肚子出门。在门口，他又问我出书的事是否当真，我告诉他，这些天我正为此事奔忙，不会说假。他站住，蹙着眉头朝天打望一眼，又回头说：“我的书就算一本也卖不出去，就算现在没有一个人愿意看，我也不后悔，相信它总会有些历史价值的，那就留给下一代人吧！”这是他的信念，也是把我当成朋友才有的坦言，他在提示我别打经济上的算盘。
有这种“犟”气，又有这份赤诚的人，当“右派”是很够格的了，读过《劲草》这本书，我更是这样认为。书中的云刚就是生活中的云刚，把他打成“右派”的主要罪状是写了一张题为《不亚于曹秋生事件》的大字报。曹秋生是个农村基层干部，为推动治蝗工作，将两个因急于春耕生产请求把治蝗工作暂时停下来的农民活活打死在斗争会上，干群关系弄到如此尖锐对立的地步，以至惊动了省委与中央，最后只得处死曹秋生，作为典型案例通报全国，称为曹秋生事件。云刚与曹秋生同为本地农村干部，不会不受到震惊，也不能不吸取这个几条人命的教训。何况，当时的云刚单纯质朴，对党一贯无限真诚，见到这种情景，自会疾恶如仇，更加义愤填膺，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后来名为帮党整风的鸣放中贴出那张《不亚于曹秋生事件》的大字报。但结果是，那个幕后图谋打死两名回乡学生的人，罪债不亚于该死的曹秋生，却成了堂而皇之的左派，云刚则被打成名闻全县的极右！
翻云覆雨，是非颠倒只在转眼之间，让人无法理解，难怪有位作家感叹中国的历史很难叙述。见不到政治的诡诈，或者见到了而不能顺风使舵，乃至不肯同流合污，这就决定了云刚的厄运。出奇的是，经过整整二十一年的颠簸跌撞，这位老先生的“犟”气与赤诚愈显峥嵘，因此，他的平反就平添了好些麻烦与曲折，复职后的故事也多了好些戏剧性的起落，但他十分自得，作词曰：“刚称革命英雄，忽谓牛鬼蛇神，煎熬二十一载，我还是我，依然未改真诚。”这些，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都有精彩的描述。
我喜欢《劲草》这本书，也喜欢云刚先生那所坐落在县城近郊小山坡下的小木屋，曾几次去过那里。在一片竹丛里面，有十多级狭窄的水泥梯阶引向屋前的地坪，听到黄狗叫唤，女主人随即迎出门来，我已经在书中了解到她的热情与贤惠了。
这里环境优美，景物宜人，然而，不要以为是个隐逸僻静的世外桃源，闲散超脱不会是主人的性格，这里是一个人气兴旺的大家庭。历经风雨，越尽沧桑，夫妻患难与共，这个家有着很强的凝聚力。现在，堂上尚有年逾百岁的老人，鹤发童颜，乐享天伦，云刚笑称“人精”。子女已成小家，各有工作，各有事业，或在身边，或在外地，但都与父母联系密切，这里仍是个“指挥中心”。宾来客往，谈古论今，信息流量并不在小。孙子孙女当属新潮一辈，老爷子亦不落后时尚，对他们成长就读的琐事也多指点教诲，老少交心，时有笑语欢声。
我与他的谈话则偏于文学一角。落下座来 ，女主人便忙里忙外去了，如果云刚先生遇有应酬，得离开片刻，为了不冷落客人，女主人就过来拉几句家常。她告诉我，老头子是个实在人，一路来工作先进，抓右那年他连升三级，正跑红，如何会反党？对这场冤屈带给整个家庭的磨难，她说，当时云刚不肯牵累她，要放她走，可她已经跟定这个人，走不开了，云刚“监督改造”，她在广州的几个月，连亲戚也发现，得让她回到丈夫身边去，不然也会倒下来。她完全明白，此时此刻丈夫最需要的是她。回首相伴走过的漫长岁月，她只感叹一声，老头子一生吃尽了亏，真是造孽呢... 在旁人眼里，云刚肯定是个桀骜刚烈的人，而在妻子的心里竟有这般可怜可痛！她并不掩饰丈夫个性的“犟”，说他确实有个大脾气，可心好，为人好，对她则从来没有发过大脾气。从这里扯出写书的事来，她说：“我知道，既然他认定要作，那就没有人能阻拦得了，他提出来要我支持，我也只能答应，写书是他一生未圆的梦，可这种事情我又如何支持得他呢？我还是说了，那就让我当你的保护者吧，见着他日夜劳心，眼看着身子瘦了下去，真担心他书没写完人就先走了，可这话又还不忍心说呢！”看来，妻子对丈夫的感情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质朴而又坚贞；丈夫则把对妻子的挚爱埋藏在心底里，至深而又至诚。
待云刚重新坐定，女主人又忙她的事去了。可以说，对艺术的景仰是我们共同的心境，还都有过相似的遗憾。人生恨短，幻变太多，现在终于有书在握，其中的艰苦辛酸，自然你知我知，得失利钝，也就可磋可切。所以，一拉开话题，往往屋里说到屋外，大路边说到秧田边仍是意犹未尽，有时，闲聊忘了时间早晚，女主人摆上饭菜来，也就容不得我客气了。
云刚先生的写作态度极为严肃，对记事的真实到了苛求的地步，为了核实有关情况，有时一个月下来，光电话费就上千，坦率地说，我以为不必如此拘泥，在艺术创作的园地里，完全有权自由自主一些。但他说，情愿这是一本历史资料也不能让它失实。无疑，他是要为那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一份准确的证词。后来，我听人说，果真有电话打到他家里，说作者胸怀太狭窄，把个人的恩恩怨怨都记在心上，我便一下子明白了：不是作品无可驳斥的实在性，不会给这些人如此大的刺激。然而，这书中写的仅是他个人的恩怨吗？当时与云刚同命运的人有多少？到后来，由抓右而膨胀恶变的极左祸毒带给人们的灾厄有几人幸免？无视大局，只对个人座号，胸怀狭窄者恐怕不是作者。书中有个章节叫“因果报应”，云刚也曾有过把人当“牲畜”一样管制的年月，不料一夜之间，自己也成了被人管制的“牲畜”，作者沉痛地自省：“姑且不论畜牲们该不该报应，也把自己这条畜牲置于一旁，我想要说的，也是我所担心的，这种治国之策，究竟是良策，还是失策？如果真是良策，是富国兴邦之策，我云某甘愿子子孙孙当畜牲！”还有谁想要了解作者究竟是怎样一种胸怀么？请把这本书找来多读一二遍无妨。
云刚先生说情愿是一本历史资料，这并非不讲究艺术性。形成艺术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任何艺术手段都会有长必有短，有得必有失，他是认真权衡过了的。具体到《劲草》来说，有位文学爱好者读后这样评价：“书中的许多章节都堪称经典之作。”我认为，也可以不称“经典”，那有点吓人，艺术远不是一种技能技巧，也不应作为一门谋生职业，更不是宗教、主义之类，况且，作者并无自立门派，收徒授艺的想法。但是，仅就艺术技巧而言，《劲草》也颇有价值，书中确实不少精品。语言的简练，情景的生动，人物的鲜明都体现了作者笔力的老到。像这样的句子：“天刚蒙蒙亮，我正在做自由的梦，一阵阵像狮子吼的喇叭声，把我从甜梦中唤醒”，用词谴句朴实无华，是全书最基本的叙述风格，看似平淡，实则奇妙。这是题为“喇叭吴”一篇的开头句，人物原型恰巧为我熟悉，我与吴家仅一河之隔，吴是一个“讨米出身，红旗干部，却猖狂向党进攻”的出名右派。文章只写了他戴罪催工喊喇叭，路经云刚门前，两人拉几句家常的情景，短短一篇千字文，却能强烈震撼人心。这开头一笔切入现场，角色立即到位：认罪态度不及“喇叭吴”的云刚尚在“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向贪欢”，喇叭吴早已“吼”过来了，作者用“像狮子吼”来形容喇叭声更是神来之笔！须知，当年若不是喇叭吴雷厉风行，粗门大嗓，那“红旗干部”吼不来，他有着狮子的雄风；鸣放时若不是喇叭吴忠心耿耿，积极帮党整风，那右派帽子也吼不上，他有着狮子的胆量；而此刻，他这“高亢嘹亮”、“比一流男高音还强”的“吼”被人看中，又得“一阵阵”去“吼”，可他有的却只是落阱狮子无望的努力了，可你还“吼”什么呢！作者用“像狮子”形容喇叭吴，讥讽嘲笑的意味十分显然，但他决不用“鬼叫狼嚎”之类的词语，因为云刚与喇叭吴“同是天涯沦落人”，而且对他的理解极为深刻。于喇叭吴来说，蒙昧无知与忠厚老实已经混和一体，虽然他那右派也是“经过几跪、几骂、几拳、几耳光终于服了”的，但这“吼”则是真心诚意认罪赎罪的表现，所以，他才吼得“准确无误”，吼得“堪称模范”，吼得让其他右派都感到“谁也不及他”，甚至，由于他实在太憨厚，除了茫然与悲哀之外，就只知道“吼”，也还能够“吼”，连领导们都开恩“从宽发落”，不送他去“劳动教养”而“来此监督改造”，这样，当地农民才将“喇叭吴”这个哭笑不得褒贬难辩的称号授予了他。这“吼”既让人可笑可怜，更让人深感可悲可痛！接下来的文字便是叙述这两个“都提不得家”的人对家人的揪心牵念，但本文无意全面评论《劲草》，且篇幅有限，容不得我罗嗦。我与云刚交谈时玩笑地说，把这种文章放在中学课本里，一点也不会逊色，我这个教书匠同样可以写出几千近万言的教案来。云刚不忘喇叭吴，向我打听他的近况，我告诉说，吴在前不久死了，大半生遭受的惩罚与改造只加重了他的负罪感，晚年活得很孤独，虽有妻儿子女，但多见他离群独处，有时提条小板凳在桥头纳凉，偶有年轻人问及当年的故事，他总要告诫一番“翻身忘本”的教训，平反后，他的是非观也始终糊涂：“哪有父亲不打骂儿子的？”真叫你无言以对。难怪作者在文章的结尾说：“他安慰了我，我又如何安慰他呢？”当时的云刚已经从这次“反右”中见到了中国历史的可悲之处，假如有人还要“引蛇出洞”，并假以“忠诚”的名义，恐怕喇叭吴们会再次“吼”起来去自投罗网呢！
惟有诚实的作者才写得出这种真情的作品，文品即人品。艺术当然会有技巧可讲，但光讲也是行不通的，就说这笔力的老到，它首先还是源于对事物洞察入微，对生活感受的深刻。所以说，我们在渴盼大师的同时，尤其渴盼当前能够涌现出更多真诚投身艺术的作者，也许云刚先生还称不上大师，但可以肯定，大师只可能从这种人中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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