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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投稿
| Title: 中国知识分子转型 |
| Name: 程映虹 |
Visited: 440 |
Reply: 1 |
Date: 2005-10-24 12:5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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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刘晓波”和中国知识分子转型
我是刘晓波的热心读者。80年代中期当他批李泽厚时，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硕士。当时李的几个博士生把他“请”来，在饭厅召开辩论会，绝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现在回想起来，李的这些门生实在是犯了兵家大忌。当时正是刘晓波这匹文化叛逆的“黑马”行空，风头正健时，按兵法上说正应避其锋芒，和他在文字上较量就可以了。舌战群儒的结果是，当晚社科院的一些硕士生在饭厅贴出小标语，责怪李的博士生表现不佳，给社科院研究生院“丢了脸”。不过奇怪的是，到了 1989年之后，无论何时当我回想起那次辩论会时，当年饭厅里的火药味在脑海里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温馨，就像是在怀念一段已经永远消逝的好时光。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在近距离内感受到刘晓波为文和为人的冲击力。陈奎德先生当时在上海主编《思想家》，当然充分注意到这匹“黑马”。他说在那个时候他“由衷肯定”刘晓波在中国思想界的“先锋作用和冲击力”，但对他“行事及语言的夸张方式”难以接受，对刘晓波的思想来源也有相当保留。
然而，经过了1989年中国的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分水岭，刘晓波的思想和写作完全展现出了另一种风貌，就像出自另一个人。对于这个转变，我还是想引用陈奎德先生精辟而周详的概括：“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是从狂傲走向谦卑。”特别是在经历了1989年之后牢狱的磨难，“从外在风格到内在思想，他似乎都变了一个人：变得内敛歉和，平抑坚韧，并在思想上走向了被人认为‘温吞水’的英美自由主义”。
对于这样一个其反差之大有如“上帝创造的奇迹”(陈奎德语)似的转变，尽管陈奎德先生和刘晓波有过很多公开和私下的交流，但他却不愿做过多的分析，只是说他很欣赏这样的转变。这种欣赏，我想不但是出自个人的思想偏好，也是觉得它更符合中国思想界的切实需要。至于前后两个刘晓波之间除了断裂和飞跃之外，也有连续性的这一面，陈奎德先生说一是他仍然是性情中人，二是他“自始至终兼有行动性和思想性，从来不是纯然书斋中人”。不过对于这一点，我想刘晓波自己也作出了一定的答复。在他这本书的“作者手记”中他说对自由的追求不是来自理性的设计和认识，而是“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理论至多起到唤醒被压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当我看到这段话时，仿佛又听到了当年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那场辩论会。如果说80年代在刘晓波的眼里，是文化传统或者一种比较超验的东西在压抑人性、人欲和自我，那么今天则是国家和政治体制这些更加直接或者容易被经验证实的因素在压抑个人。因此，对象不一样了，关怀仍然没有变。我想这大概也是把前后两个刘晓波联系在一起的线索。
刘晓波的这个转变，在思想上当然有其意义，反映了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言说的发展和影响。但我这里想探讨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从刘晓波的转变中看中国后极权主义时期知识分子在知识训练、社会角色和人格类型上的转变。
如果把刘晓波在80年代的出版物和现在这本书做对比，一个不了解他的读者可以很轻松地看出前者的知识积累和思想训练是在文学和哲学，而对后者就很难做这样的归类。翻阅《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无论从目录还是从内容上读者都看不出作者本来的知识范围和思想训练。全书以政治改革为纲，不但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做了描绘和分析，而且站在这些方方面面的立场上返观政治改革，甚至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以它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考察政治改革。这样的宏观全景式的考察和设身处地为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着想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显然不是刘晓波早年的训练所能胜任的。因此在接过陈奎德先生所强调的在思想倾向、思想资源、学术取向和超验性思考等方面“两个刘晓波”时，我想说他在知识积累和学术训练上的转型也是非常值得赞赏和钦佩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同于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秦晖、刘军宁、何清涟、徐友渔、朱学勤等人，他们原来是什么方面的专家，现在仍然是那个方面的专家，在知识和训练上也许会有很大的扩展和延伸，但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全面转型。凡是学界中人，都会了解这种转型的艰难。你可以偶尔对跨专业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但很难成为那个方面的内行。就对每一个专业问题发表意见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刘晓波在他所涉猎的每一个领域里当然起不到上述专家的作用，但他对每一个领域中和现实关系最密切的关键问题却始终保持着敏感，而且对这些敏感问题之间的关联有宏观的把握。因此他的写作不但起到学界和一般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且也成为人们了解大陆自由主义思想发展和社会演变之间关系的一条途径。
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也并不是孤立的，而只是非常突出的。大陆很多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一直在对他们专业领域以外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影响常常比专家要大，如王怡、余世存、余杰、傅国涌等等。而上面所举其他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对他们本行以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以他们的慎重，凡是发了言，总是力求材料准确和观点到位。举凡内政外交，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历史宗教，无不在他们的视野和写作范围之内。近来他们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贴切的称号，有别于萨特和乔姆斯基那样的“全能性知识分子”。所谓“全能型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当然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都对本专业以外的知识问题和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但不同之处在于，“全能型知识分子”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尽量凸显自己超出本专业的社会存在；而“公共知识分子”是在其他专业知识分子不愿或不敢就和本专业联系密切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代他们发言。中国当下所发生的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有限的自由市场和有限的言论多元化的条件下拓展公共空间的过程。这样一种知识训练和社会角色的“僭越”(使用这个词在此无任何贬意)当然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这也是“知识分子”一词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涵义。可以想像，当中国社会在言论方面不再有政治顾忌和恐惧时，这样一种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就会大大消减，尽管一个社会在任何时候也还是需要有这样的角色，只是根据言论自由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除了知识训练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发生在刘晓波身上的人格的变化，即陈奎德所说的“为人为文的姿态”的变化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应该说，就刘晓波的文字来看，他的社会抱负(社会责任感)比八十年代不但更直接而且更广泛，但他的文字中却没有了那个时候的“为人”的姿态，这就是“从狂傲到谦卑”。这个反差是很耐人寻味的：为什么在社会责任感增强的同时为人却变得谦虚了呢？尽管在这个变化的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思想的、个人经历的甚至宗教的，但我想，当代中国那太多的悲剧和不公可能也是刘晓波从桀敖不驯走向悲天悯人的原因。如果说八十年代刘晓波眼里的中国是文化中国和精神中国，那么今天则是政治中国和底层中国。关注后一个中国的人，如果他具有文人甚至诗人气质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只会更象杜甫而非李白，和儒家而非道家有更多共鸣(八十年代的刘晓波大概正好与此相反)。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比较突出的。例如，把余杰六、七年前的作品和现在的作品做比较，人们或许也能看到一点类似的变化。今天国内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再仅仅是文化和思想斗士的形像，而是着眼于实际的社会效果脚踏实地地推动一点一滴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接近底层社会，越来越对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和矛盾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这种经历自然会给他们“为人”方面带来影响。即使他们在和当局(中央的和现在越来越多地方的)发生冲突时，也都是在非常具体实在的问题上，利用法律、行政程序和社会舆论去争取看得见的成效，而不是为了作对而作对，一味做斗士。
这种变化当然是非常积极的，从长远来看可以说是为中国社会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和很多前共产党国家的变迁相比，甚至和台湾相比，中国社会并没有在结束了极端的独裁专制后在较短时间里转变到民主自由社会，而是长期徘徊在政治独裁和自由经济并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来说这当然不是好事，但这种推迟在另一个方面却为知识分子的转型创造了条件，使他们对民主化以后的种种社会问题有时间去作知识、训练、社会角色、心理甚至人格上的准备。在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中，就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适应这个转变。用胡平的话来说：“别的不说，单单是社会转型这一变化本身，恐怕就会引起不少人的失落感。”在专制社会里，自由知识分子的“异议人士”是一种身份，它一方面会给你带来麻烦，另一方面它也会让你“显得与众不同，使你有一种道德上自我完成和见解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一旦实现民主转型，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个个都能发表不同政见”，这样你的特殊身份就消失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你已经习惯于被视为与众不同，那么，由于你追求的理想得到实现，你说不定倒会有失落感”。“所以，有人讲过一句俏皮话，‘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可要小心了，因为你的理想没准真的会实现。”
所以，刘晓波和他所体现的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他们已经不再仅仅为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而呼号，而是开始切实面对方方面面更具体的社会问题，他们也已经不再满足于政治斗士和思想启蒙者的形像，而是也把民间的疾苦放在首要位置。这样，当民主化到来时，他们不会因为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央、聚光灯被分散而失落而无所事事甚至变得愤世嫉俗，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关注点和事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反面事例就是台湾的李敖：在独裁统治下习惯了与众不同，今天他不但不惜用对民主制度的攻击和对独裁制度的献媚来维持这种与众不同，甚至用最不堪最下作的话题和动作来重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样，当台湾社会步入成年时，他却蜕化成了一个老顽童。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著，2005年10月美国华盛顿劳改基金会出版
本文作者任教于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unday, October 23, 2005
本站网址：http://www.guancha.org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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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ly: 独裁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 |
| Name: 刘晓波 |
Date: 2005-10-24 12:5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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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独立和人的解放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为近现代世界留下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政治遗产。或者说，抵抗外族的武力入侵及其暴力欺压的斗争，只有当争取民族独立（包括自决、自治等权利）与争取人的自由（包括平等、民主等权利）相一致时，民族主义才具有道义正当性和积极意义。然而，反殖民的斗争一旦放弃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目标，就将陷于“国家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泥潭，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也将随之变成独裁的胜利，接着很可能是独裁者鼓动起的帝国式狂妄，企图称霸世界的对外扩张也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在以和平演变为主的后殖民后冷战时代，也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各民族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加入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而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互惠的一体化，也是基本价值（人权至上）和社会制度（自由民主）的趋同。此时的民族主义大都是独裁国家的专利，它将淹没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破坏国际正义，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战争与和平、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使善与恶、真与假、公正与不公、文明与野蛮等基本道义原则失去意义。而为独裁者民族主义付出最大代价的只有人民，其代价之大几乎就是“人的毁灭”——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更是彻底丧失的尊严和自由的代价。 (博讯 boxun.com)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历史的产物，以建立民族国家、工业经济和殖民扩张为中心。国家西方史学界大都承认，民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它在现实政治中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它的理论宣言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美、法、德三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只有美国达成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独立宣言》同时宣告了国家独立和自由立国的两大目标，独立战争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完成了国家独立的目标；南北战争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奴隶制，完成了自由立国的目标；由此诞生了一个既主权独立又自由民主的伟大国家，在欧洲各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厮杀不已之时，美国奉行远离老欧洲纷争的“孤立主义”外交，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才走出“孤立主义”，逐渐担负起自由领袖的世界责任。
如果说，自由英国的崛起乃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那么，自由美国的崛起乃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没有英、美的相继崛起，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决不会变成当今世界的主导潮流。
从长程的历史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永远是短暂的，联姻的结果，偶尔会是自由主义主导民族主义，催生出独立的宪政民主国家，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民族主义吞掉自由主义，催生出独裁化的扩张性民族主义。这类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性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其结果却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缔造“大民族”的理想。当年，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宣示的“自由、民主、博爱”三原则，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大革命宣言，而现实政治中的大革命则是对三大自由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叛。先是血雨腥风的多数暴政，让恐怖政治代替了自由原则；继而是民族优越感及其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勃兴，拿破仑的独裁化法兰西沙文主义代替了博爱原则，这项原则曾在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国宪法第六条得到表述（1790年）：“法兰西民族放弃所有侵略战争，不使用她的军队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然而，那种为法兰西民族的统一而放弃各省自治的集权意识，那种为保卫法兰西祖国而贡献全部的赤诚和武器的激情，把法国引上大国沙文主义之路。“祖国在危机中！”的口号，使整个法国陷于民族主义的狂热之中，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请战书，号召招募军队、提供捐献、制造武器，“全国好像一致站起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进攻欧洲。”“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要反对抗战，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和法兰西民族的罪人。（见《民族主义》【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4）
所以，就在作出“放弃所有侵略战争”的宪法承诺的两年后，1792年4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几乎全体通过对奥地利宣战（只有七张反对票）。
1792年12月15日，国民议会又宣布把比利时并入法国；1793年2月1日，国民议会再次宣布对英国和荷兰同时宣战。正是在法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逼出当年3月由英国、普鲁士、荷兰、西班牙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
同时，保卫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也为对内的恐怖政治提供了借口，国家权力由国民议会转入公安委员会手中，对奥地利战争的几次胜利提高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威。几乎是一夜之间，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把法国变成了极权国家。在经济上，实施战时国有化：所有法国领土上的所有产品都属于法国，所有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教会和富人的财产被充公，修道院中的金属被融化后用来制造武器；成千个工厂被接管，资本和劳工均被捐集，私人的武器、金属和其他日用品被征用，政府用强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榨取10亿法郎，外贸和价格由政府管制……这一切强制性经济榨取，全部被用于对外战争；在政治上，继1989年8月的恐怖屠杀之后，又发生了1792年9月的第二次大屠杀；再接着是1793年第二次革命，公安委员会恐怖政治从1793年9月持续到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在此期间，以“叛国罪”的指控进行的大屠杀，象野火一样烧遍这个法国，革命法庭宣布每天要起码处决七人，从革命的对象国王、王后、贵族、将军到革命之子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统统被以“叛国罪”之类的罪名送上断头台。据统计，在大革命的恐怖中，大约有30万人被逮捕，2万－4万人被处死。
爱国主义使血腥恐怖具有了合法性，也让法国人失去了起码的人性之善。公安委员会派往旺代区镇压天主教叛乱的卡里尔发誓说：“我们将使法国称为一个坟场。”于是，他在四个月内处决了四千人。但到1795年11月，他也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说，大革命是盛大的节日，那么，围观公审、游街砍头和示众就是节日中的最喜庆的典礼，每个著名人物被处决后，血淋淋的头颅都要被挑起示众，围观者兴奋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杀变成了最大众化的娱乐。
富有而美丽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处决后，她的尸体被肢解，她的心脏被掏出，被一名共和党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被砍头那天，街道两边是挤满了看客，临街楼房的阳台和窗口，到处都是看客那兴奋的眼睛，能够俯视广场上的断头台的房间以高价出租，前来广场观看砍头的妇女们，一个个打扮得如同去参加晚宴或舞会。当罗伯斯庇尔被砍下的头颅高举示众时，看客们发出愉悦而满足的欢呼。
无怪乎，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政的圣茹斯曾经大声疾呼：“神圣的爱国事业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样令人投入，以致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没有遗憾，没有畏惧，没有对人性的尊重……”（转引自《民族主义》P11）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受到过美国独立革命的巨大影响，《人权宣言》就是《独立宣言》的法国版。但法国人认为：美国革命只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我们法国人要把自己的革命推向世界。讽刺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想逃命的法国人都把美国视为“自由的唯一避难所”。
自称为“大革命之子”的拿破仑，正是崛起于法兰西对欧洲的战争，拿破仑之剑征服了欧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把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义推向高峰，也把自己变成了法兰西的新救星和独裁者。1799年，只有31岁的拿破仑登上第一执政的交椅；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教皇庇护七世祝福下自我加冕为法兰西皇帝。之所以如此，一靠拿破仑擅于挥舞战争之剑，二是靠法国人对秩序的渴望；三靠他的扩张性爱国主义。他的权力野心是统治世界，他勾画的帝国蓝图是以巴黎为“世界首都”，先统驭全欧洲，进而征服全世界。他最讨厌别人称他“科西嘉人”，一再表白自己要做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法国人经常引用拿破仑的一些爱国主义名言：“世上最高贵的头衔乃生为法国人。”“我只钟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兰西。她与我同床共寝，她对我忠心不二。她对我倾其所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万大军，她也能全数贡献。”（见《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拿破仑时代》下册，【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901）
当拿破仑说出那句“朕即国家”的狂骄之言时，法国大革命便完成了一个始于自由而终于独裁的循环，促成这一逆转的关键中介便是狂热民族主义：争取卢梭式人民主权的大革命，先把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继而再变成公安委员会的主权，最后变成拿破仑一个人的主权。
虽然，拿破仑在英国、西班牙、德国、波兰和俄国的联合反对下，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但拿破仑的武力扩张却强化了两大与自由为敌的政治倾向，在法国是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复辟，在欧洲各国强化着扩张性民族主义。
美、法的两次革命留给近、现代西方的两大政治遗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变成左右世界历史走向的两大主导潮流，但就二战之前的西方历史而言，民族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不但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如，德国的赫尔德、黑格尔，意大利的马志尼），而且在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先后获得了国家统一，民族主义也变成了两个欧洲大国的最具号召力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政治层面扩展到种族文化的层面。
民族主义本身的情绪化和狭隘性，最容易与暴力征服相结合，也最容易被独裁的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变成独裁者实施对外武力扩张和对内恐怖治国的意识形态借口。欧洲在十九世纪刮起的民族主义“龙卷风”，终于在二十世纪连续制造出两次世界性大灾难——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是以洗雪一战之耻的民族主义为号召，一战失败的耻辱变成了德国人的精神疾病，需要一种极端的致幻药来治疗。希特勒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战争哲学就是这种致幻剂，为这个不甘於耻辱和失败的民族注入了歇斯底里的刺激和狂热的激情。希特勒的众多追随者们都相信，他一个人拯救了一个民族，并通过一个民族拯救世界。
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对亚洲的武力殖民，也激起东方的后起之秀日本的扩张性民族主义，明治维新的强国策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二战中日本对整个亚洲的武力殖民，正是为了与西方列强争霸亚洲，建立起以日本太阳旗为轴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从内政方面看，日本军国主义也是极端民族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结果。正是高举扩张性民族主义大旗的军人集团，中止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进程，使军人政治变成了日本的主导力量。
野蛮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乃最极端的扩张性民族主义。纳粹制造的种族灭绝和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以及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南非的种族隔离，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冷战后的恐怖主义，无一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结出的恶果。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评论1848年的欧洲局势时所言：民族主义使人们无限夸大民族的权益，而对人类任何一部分的权利和利益却漠不关心，“除非与他们自己有同样的名称、讲同样的语言”；“民族情绪远远超过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愿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见《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19）
另外，民族主义也很容易被共产极权所利用。比如，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东欧摆脱的希特勒的奴役，也使极权者斯大林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望，为他建立起苏东共产帝国提供了方便的借口。随之而来的，不是苏联和东欧诸国的人的解放，而是更为残酷的人的奴役。
中国抗日战争为割据陕北的中共获得养精蓄锐的绝好机会，使毛泽东得以在抗日胜利后的内战中夺取政权，葬送了中国以民主宪政来重建战争废墟的大好机会；毛泽东进而把百废待兴的中国拖进了朝鲜战争，用中国人的鲜血和财产为他人做嫁衣，侵吞战争果实的是金日成，坐收渔翁之利是斯大林，而中国，除了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消耗外，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代价，一是在政治上使中国跟着苏联在共产极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陷于反人性、反文明的极权主义深渊；二是在外交上与代表人类主流文明的自由西方社会长期隔绝，台湾问题的长期搁置就是中国参与韩战的巨大代价之一。之后，毛本人为了当上世界领袖，在国力根本不逮的情况下，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全力发展核武器，天天高喊“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中国陷于准军事化的极权体制，全体国人既要勒紧裤带、过清贫的物质生活，又要在随时准备打仗的准动员状态中绷紧神经。民族主义的鼓噪往往要走向反面。
所以，两场民族主义胜利，付出几千万人牺牲的中苏两国人民，得到的却是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无怪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在其还原卫国战争真相的伟大著作《二战秘密档案》中祈祷说：“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抗拒全球化的野蛮价值和邪恶制度的避难所，既会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将对普世人权与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举民族主义旗子的政权，大都是政治独裁和经济落后的政权，如所剩无几的共产国家，朝鲜、古巴中国，中东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它既是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群体意识，也是一种为转移内部危机而夸大外部危险的统治策略，它是官方故意制造的外部威胁幻想，也是民间相信官方爱国主义幻想的盲目——国力弱小时产生封闭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贱，国力强大时就将在盲目独裁意志的主导下，走向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本民族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义或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
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在和平时期煽动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善恶双刃剑”，而只是单刃毒剑——恶棍的最后避难所，既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2005年10月22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05－10－22） (博讯 boxu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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