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我为中日仇恨付了帐 |
| Name: 焦国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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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05-11-10 12: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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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有3对世仇，西亚、南亚和东亚各一对。西亚的一对是以色列和
巴勒斯坦，南亚的一对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东亚的一对是中国和日
本。这3对大仇家，仇到甚么程度？仇到谁要是说我们应和解，谁就
会被自己人杀死，或者被看成是比仇敌还仇敌的仇敌。
没有出现“超人”
在西亚，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间“泪流得太多，血流得也太多”，
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决心结束几千年的“血泪仇”。他的努力大见成
效，并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1993年，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
予博瓦尼和平奖，94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和阿斯图里亚斯王子94年
度国际合作奖。
可是到95年11月4日，在以色列首都10万人和平集会上，他却被自己
的同胞枪杀了。杀手才27岁，法律三年级大学生，他的背后则是反对
以巴和谈的以色列极右派力量，甚至有_象表明以色列政府的情报部
门也卷入了这宗谋杀。他们说拉宾与阿拉伯人谋和平是出卖以色列的
利益，是犹太民族的“叛徒”。
在南亚，1947年印巴分治，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仇恨也达到新高。仇
恨的极致发生在48年1月30日。这天，狂热的印度教徒戈德森在晚祷
会上刺杀了圣雄甘地。
圣雄说，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或巴基斯坦只
属于穆斯林。他曾数次为白热化的两教仇杀绝食。狂热的印度教同胞
说他这是要胁，是袒护穆斯林，他该死。
被抨击后吓跑女友
东亚中日间，迄今尚未发生拉宾和甘地的悲剧。但不意味吁仇恨更
轻，或有理性一些，而只意味吁中日没有出现拉宾和甘地那样的“超
人”──超尘拔俗之人。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起码在中国一方，被指
为“汉奸”或“卖国贼”的，屡见不鲜。赵薇误穿“军旗装”，姜文
探访靖国神社，马立诚中、日关系新思维，甚至有人选择9月18日结
婚，都被指骂为“卖国贼”。
今年9月1号，我到韩国参加东亚问题研讨会。会议上我仅表示，对当
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思想起码在理论上不能过于简单化，就立即招来
中国学者的抨击。在此要补充历史夹缝中的细节。我被抨击的场面吓
坏了我的女朋友。我们原定在韩停留18天，甚至不排除在那里结婚的
可能。
因为这个场面，结果我们只停留7天，会议主办方的安排一结束，
“君向潇湘我向秦”，她飞北京，我飞美国。我们已没有心情在一起
多呆1天。又7天，她来信说：在韩国是她的“噩梦”、“屈辱”，跟
我在一起好象她也成了“卖国贼”。接此信，我除了痛苦和绝望，复
何言哉？我们本有分歧，但爱国与“卖国”一下把各种分歧推向绝
境。在中、日关系的宏观大背景下，我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这样1段
悲欢离合的微观插曲。
不愿付出爱情代价
中日两国，恨也罢，爱也罢，本与我个人利害无所加减。可是仅因企
图唤起理解与和解的情感，即付出如此代价，买下如此大单（广东话
“埋单”已通行海峡两地，并成为书面语“买单”）实难“下咽”。
网上也令人伤心，在王名教授《在韩国遇见焦国标》文后，有人跟贴
“杀他全家！”，还有说“他家在哪里？”好象立即要去把我一家老
小都给“摸了”。大约是看抗日电影太多，感染太深的缘故吧。
我没有甘地和拉宾那样爱仇敌的爱心，更没有他们的影响力。我为化
解中日仇恨所能做的，不过如此。我走不了太远，做不了太多，我不
愿为此付出生命代价。我是常人、庸人，我甚至不愿付出失去爱情的
代价。如果能换回失去的爱，我愿意学习反日“爱国”的愤青。
（焦国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教授）
《原载《苹果日报》2005.11.7。提供者：（美国纽约）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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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素质低还是“精英”素质低？
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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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低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中国的那些自 │
│ 命不凡的少数“精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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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人”素质低，与谁比低？还有，是谁在说“中国人”素质
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精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中国少数
“精英”。
“精英”说：“人口素质高的国家，自然条件虽差，可以搞得很好；
人口素质差的国家，自然条件虽好，也可以弄得一塌糊涂。这样的例
子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出于对他国的尊重，这里不便指名道姓。”出
于对于读者的尊重，我认为可以精英这里“搞得很好”的国家应该包
括日本；而那些“弄得一踏糊涂”主要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比如非
洲的尼日利亚。
那好，我们就先说说日本。日本的教育水准远远高于中国，可谓素质
高了。我们且不说日本右翼借此宣扬日本种族的优越论，我们就事论
事日本经济面临的1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口的老化甚至减少。人口
是市场需求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动力，无论高素质或者低素质的人都要
穿衣吃饭住房，而且都渴望吃得更好、穿得更靓、住得更宽。因此有
国际经济学家预言，在中期内中日角力中国将不战而胜，因为中国的
人口老化速度远低于日本。同理，在随后中印竞争中，印度最终超越
中国，也是这个因素。最基本国情不是所谓“人口素质”，而是首先
决定于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
我们再说说非洲。非洲的人口素质低吗？请中国的“精英”们到非洲
的街头走一走，你们会吃惊地发现连擦皮鞋的小孩都会英语或者法语
（外加自己的非洲母语）。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为典型代表的非洲知
识分子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远远超过中国人的影响力。非洲的贫
穷既有殖民历史的负担，也有气候条件的限制，绝非简单1句“人口
素质”可以解释的。
回到中国。现在中国面临的腐败、失业、环境等等问题是“人口素质
低”造成的吗？普遍存在的“学术腐败”是低层次、低素质的中国人
可以搞得出来吗？30多岁就下岗的女工应该责备自己没有念博士还是
埋怨残酷的市场？环境污染是因为老板（也算是1种“精英”）的贪
婪还是工人不懂环保？退一步讲，假设中国人口真的“素质低”，那
么精英们自己有什么责任吗？在文革批孔运动中，孔子的“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被作为典型的剥削阶级的愚民理论进行批判，但是
有多少精英意识到孔子的话也可以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精英们的责任不是在怨天尤人，而是要身体力行，从我
做起。
结论：精英们的“人口素质”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可以休矣。从
这个意义上讲，素质低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中国的
那些自命不凡的少数“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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